現(xiàn)行的主流中藥理論是以藥物的性味、歸經(jīng)、功用或在其后附以現(xiàn)代藥理分析為框架而構建的，此框架雖相對明晰、易于類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少，如為什么同樣性味歸經(jīng)的藥物卻具有不同的功用，甚至相差很大；功能類似的中藥，其性味歸經(jīng)相差卻很大。徐靈胎曾感言：“藥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熱能治寒，性燥能治濕，芳香則通氣，滋潤則生津，此可解者也。同一發(fā)散也，桂枝則散太陽之邪，柴胡則散少陽之邪。同一滋陰也，麥冬則滋肺之陰，生地則滋腎之陰。”“同一熱藥，而附子之熱與干姜之熱迥乎不同。同一寒藥，而石膏與黃連之寒迥乎不同。”其他醫(yī)家亦多有感慨，在此不一一引述，可見在目前的中藥理論中，性味歸經(jīng)與中藥功用不具有相對固定的對應關系，一種中藥理論難以解釋全部。

 《醫(yī)學源流論》中曾講：“蓋古人用藥之法，并不專取其寒熱、溫涼、補瀉之性也�；蛉∑錃�，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可見，古人亦曾認識到單純的中藥性味理論在闡釋中藥功用及其應用規(guī)律時的局限性，亦曾想通過借助分析藥物的天然氣味、形態(tài)、顏色、生長等自然物象來補充說明主流的中藥性味理論，這也就是我們大家現(xiàn)在常說的中藥藥象理論。中藥藥象學的思維方法與取象比類相似，是一種樸素原始的類比法，是根據(jù)被研究對象與已知對象表現(xiàn)于外的特征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從而認為兩者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類同。中藥藥象學的實質無非兩端，一是把藥物表現(xiàn)于外的“象”通過陰陽五行等思維模式工具進行比類，從而判定其可能具有某種功用，如花生外衣色赤，依五行歸心，從而具有補血寧心之用。二是不通過陰陽五行等思維模式邏輯加工，單在天人相應觀念指導下，依自然界之理而判定某種藥物可能具有某種功用，把“象”即藥物的外部特征作為藥物具有某種功用的依據(jù)或原理，某種藥物與人體某一部分形狀、顏色相同，部位、功能相似，便具有某種功用，如牛膝其節(jié)如膝故能治膝脛之疾、續(xù)斷多筋而續(xù)絕傷、杜仲多筋堅韌能堅筋骨、伸筋草似筋而能舒筋通絡、穿山甲具有通絡之效，還有我們老百姓常說的“吃哪補哪”等等。仔細揣摩便可見，此兩者的隨意性較大，尤其是后者不乏荒謬之說，從而使中藥藥象學的應用范圍相對狹窄。

 《中藥藥象學研究的可行性》一文中曾介紹了近代名醫(yī)范文甫的兩則醫(yī)案，治療不寐時用百合花因其朝開暮合、用紫蘇因其葉朝仰暮垂，治療秋溫大熱用荷葉上之露水，這些誠然是妙案，但拍案叫絕的同時我們不免要思考：朝開暮合、朝仰暮垂的藥物不光是百合、紫蘇兩味，這種用藥的方法究竟有沒有普遍性？或者說，何時應該取象用藥，何時不能機械地取象用藥，我們并沒有一個基本的準則，因此說中藥藥象學充其量是目前主流中藥理論的一個補充。如果不明此理，想以其一統(tǒng)中藥理論而大談取象比類的用藥模式，實在是勉強，在臨床實際應用中亦難以落實到實處。時下越來越多的學者都認識到了取象比類這種樸素類比法存在的局限，通過各種方法來彌補修正。以五行為例，相對于古代，我們把其應用范圍縮小了很多，這并非是一種倒退，而是我們更加科學地審視中醫(yī)學思維模式工具應用范圍的體現(xiàn)。張岱年在其《中國哲學大綱》中論述“天人合一”時就曾批判董仲舒：“天人相類是一種牽強附會的思想，認為天人在形體性質上皆相似。……天人相類非即天人相通”，意義便在于此。

 再者，如果試圖以中藥的自然物象來闡釋中藥的性味功用等問題，那么必須要明白藥物的氣味、形態(tài)、顏色、生長環(huán)境等因素與中藥的性味功用之間并不存在普遍的因果關系，并不是所有的紅色藥物都補心，并不是所有的柔軟有汁的藥物都是潤藥。再比如，對于中藥的 “五味”：酸苦甘辛咸。如果根據(jù)中藥的自然物象，單純依據(jù)能嗅到或者是能嘗到的滋味為標準來斷定中藥的酸苦甘辛咸則大錯特錯，且不說一味中藥其氣味往往是酸苦甘辛咸兼而有之，如果單純依據(jù)感官則難以全面把握，即使是一味亦很難根據(jù)口鼻做出準確判斷。與五味理論相類似，中藥的“四氣”：寒熱溫涼，亦很難由感官做出準確判斷。因此中藥性味理論的建立不是大家想象中依“嘗百草”而定，比較合乎邏輯的解釋應該是在長期積累用藥經(jīng)驗的基礎上，依據(jù)陰陽五行等中醫(yī)基礎理論來反推它的性味歸經(jīng)。明代醫(yī)家繆希雍曾云：“夫物之生也必稟乎天，其成也必資乎地。天布令，主發(fā)生，寒熱溫涼，四時之氣行焉，陽也；地凝質，主成物，酸苦辛咸甘淡，五行之味滋焉，陰也。”從一定角度表明了中藥性味理論是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導下依據(jù)中醫(yī)理論推論而得�？梢栽囅�，如果真的是依據(jù)自然物象而定，那么中藥的氣味就不可能局限于酸苦甘辛咸五者了。既然如此，那么傳統(tǒng)中藥理論體系是如何在藥物諸多自然物象的基礎上加以取舍而判定中藥性味功用準則的呢？更進一步說，我們現(xiàn)在面對傳統(tǒng)的中藥理論體系，面對古人已經(jīng)確定的中藥性味、歸經(jīng)、功用，用之臨床亦多有效，似乎每個人都不去懷疑。那么時下我們要創(chuàng)新完善中藥體系，當我們自己要給新藥定義性味、歸經(jīng)、功用之類時，我們怎樣才能把握古人的思維呢？怎樣才能從藥物的諸多自然物象中加以取舍呢？

 因此，中藥藥象學研究的確有其必要性，但更要明白其可應用的范圍和尺度，要擯棄其中的機械成分、探討中藥藥象理論與現(xiàn)行主流中藥理論相互補充的“度”，這才是研究的必要。

 編者按：去年9月以來，本報曾先后刊登甘肅中醫(yī)學院梁永林、朱向東、李蘭珍等人的《試談中藥藥象學研究的必要性》（總第2605期）、《中藥藥象學研究的可行性》（總第2724期）等文章。中藥藥象學秉承傳統(tǒng)中醫(yī)思維，以“藥象”來概括說明中藥的功用及其應用規(guī)律。但對于中藥藥象學，也有人持不同意見。山東中醫(yī)藥大學中醫(yī)文獻研究所劉鵬認為，中藥藥象學研究確有必要，但更要明白其可用范圍和尺度，要擯棄其中的機械成分，探討中藥藥象理論與現(xiàn)行主流中藥理論相互補充的“度”。為認真貫徹“雙百”方針，本報歡迎大家闡發(fā)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