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的小時候一定會有很多的想象力，但是現(xiàn)在你一定會發(fā)現(xiàn)，你的想象力慢慢的消失了，那么是什么原因?qū)е铝俗约旱南胂罅Φ南�失呢，下面就跟著小編來具體的看看吧。

月亮是燈嗎?

一天夜里，一位父親帶著3歲的兒子到外邊散步，兒子忽然指著天空中的明月問：“那是燈嗎?”父親機械地回答說：“那不是燈，是月亮。”但兒子還是堅稱月亮就是燈，父親開始覺得兒子很愚蠢，但仔細一想又覺得兒子沒說錯，因為月亮確實有照明的功能。而在中文當中，“明”字就是日、月相加!

這位思前想后才發(fā)現(xiàn)月亮與燈聯(lián)系的父親就是哈佛大學博士、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岳曉東。按他的話說，在兒子面前，他才是“愚蠢的父親”。但這件小事卻引發(fā)他去思考中國人缺乏創(chuàng)造力的根源。

中國人較西方人缺乏創(chuàng)造力，這不僅是多年來學術研究的結論，也一向是教育界的熱點話題。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就曾提出疑問：為什么中國的科技在唐宋時代就已領先西方，卻在明清時代落后下來。

對此，人們一向認為這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影響，或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局限。但岳曉東博士經(jīng)過多年的研究與思考后提出，中國人創(chuàng)造力不足更多是當今教學方法的僵化與知識運用的不足所造成。在他看來，有四大因素制約了中國人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展。

“孩子們?nèi)雽W時像個‘問號’，而畢業(yè)時像個‘句號’。”

———教育家尼爾·波斯特曼

“思維標準化是扼殺中國人創(chuàng)新思維的首要因素。”岳曉東博士指出，“它突出表現(xiàn)為：思維功能固著、權威迷信、思維惰性。而這一切都可謂時下之‘應試教育’不可避免的后果。”

例如，1998年某省的高考作文題是《堅韌———我追求的品格》，對此該省上萬名家庭健全的考生竟都以“我自幼父母雙亡，獨自一人承擔家庭重任成長至今”的公式化的虛假構思開題，這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所以，“再沒有比高考更加助長人的思維標準化了”，岳曉東博士認為，“所有的知識獲取都應是‘進行時態(tài)的’，而非是‘完成時態(tài)的’，可高考的訓練過程卻讓人把所有的知識都當成完成時態(tài)，促使孩子在學習中，只在乎‘什么是標準答案’，不在乎‘知識是怎樣獲取的’。 其結果是學生的思維越來越趨同，想象力越來越枯萎，滿腦子裝的盡是標準答案。由此，知識傳授的僵化成了思維標準化的罪魁禍首。而沒了想象力與問題意識，哪里來的知識的更新與進步?所以“縱使出于公平考慮，‘應試教育’不可替代，教師們也當想方設法在教學中培養(yǎng)學生的批判思維，使他們的知識增長不以犧牲想象力為代價。到頭來，知識是無窮的，真理是相對的，學了知識是為了發(fā)展真理，而非加以迷信。”

深入了解西方教育后，岳博士發(fā)現(xiàn)，西方教育與我們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從小學就培養(yǎng)學生的問題意識與批判思維。例如，中國人講辛亥革命，必然是講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意義等，到頭來要求學生像流水賬一樣記下這一切;而美國人講獨立戰(zhàn)爭，就會要求學生做小組研究，探討其發(fā)生或不發(fā)生的原因，到頭來連獨立戰(zhàn)爭是否會發(fā)生都是一個問題。

“其實，我自己就是一個思維標準化的產(chǎn)品，”岳博士話鋒一轉說：“我之所以不能把月亮當燈看，就是因為我對月亮的理解是高度學術化與文學化的：月亮是地球的衛(wèi)星，月球的直徑是地球的1/50，月亮上還住了一位怨女叫嫦娥，李商隱曾詩曰‘嫦娥應悔有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這是典型的成年思維，缺乏孩子的直覺視野。”由此，岳博士時常把兒子當作自己最好的創(chuàng)造力導師。

你是不是也在懷疑為什么自己的想象力那么快的就沒了吧，很多時候是這幾個原因造成的，其實每個人在小時候都是有很多的想象力，你是不是因為這些事抹殺了你的想象力呢。